旅遊世界

北庭故城外城西北角樓

在一個秋日的黃昏，我們乘著電瓶車將要到達北庭故城西北角樓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物指著左側不遠處一個土堆說：“這就是龍興寺遺址。”

當聽說那個土堆就是龍興寺遺址時，我興奮異常，急忙叫停電瓶車，穿過叢生的駱駝刺、野生枸杞，向那個土堆奔去。這個土堆在北庭故城西北角，在外城西北角樓和內城西北角樓之間，呈南北方向，土堆高約兩米。這個土堆可能就是當年龍興寺最高大的佛殿吧，如今土堆及周邊長滿瞭梭梭、駱駝刺等雜草，在夕陽殘照下更顯蒼涼。

龍興寺遺址

龍興寺的背景不同尋常，它是大唐的官寺。神龍元年正月（705年2月），太平公主聯合五大臣等乘武則天病危時發動政變，迎唐中宗復位，史稱神龍政變。中宗復位後下令“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為名。三年二月庚寅，改中興寺、 觀為龍興。”中宗復位標志著武周時代的結束，李唐重新執掌中央政權，這是一件大事，因此敕令在全國州級以上的地方修建以“中興”命名的佛寺和道觀，後來覺得名字不合適，兩年後改名為“龍興”。專傢考證北庭的這座龍興寺建於神龍元年（705年）。

唐中宗敕令在全國諸州各置龍興寺、觀各一所，中央政府在西域已經實行州縣制，在安西都護府屬下的龜茲、於闐，北庭都護府屬下的西州、庭州等地都建起瞭龍興寺。這些寺院都是唐朝的官寺，寺主、住持都是來自內地的漢僧。

意大利漢學傢富安敦認為，唐代官方設立官寺，體現的是其政治形態與思想意識形態雙重影響下的國傢宗教政策。官寺與皇傢寺院、私人寺院不同，其承擔著特殊政治職能，這些職能主要包括政治宣傳與政治象征，接待外國來華僧眾和國內往返官客住宿，承擔國忌日行香和千秋節行道散宴，以及作為地方僧官的住寺有掌握一州僧政的職權，普通敕建寺院隻是為皇帝本人、皇室成員祈福，一般私人寺院隻是為個人祈福，而官寺則由國傢所興建，肩負著為國傢祈福和為國傢服務的重任。

北庭龍興寺作為唐朝在西域設立的官寺，與西域其他的龍興寺與內地的龍興寺一同構成瞭比較完整的唐代官寺系統，它的建立是唐中央對西域行使管轄權的一種象征，是唐中央治理邊疆意識形態政策的體現。龍興寺不僅具有特殊的政治職能，而且發揮著重要的宗教職能。在這裡，當地以及中亞地區的佛僧們研習佛法；在這裡，德深高僧為戍邊士兵和屯墾民眾說法，以撫慰他們孤寂的心靈；在這裡，精通幾國語言的高僧在譯場晝夜翻譯佛經，東西文化在這裡交匯。

龍興寺遺址

說起龍興寺的譯場，不能不提起悟空這位高僧。他不是《西遊記》中那個神話人物孫悟空，而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名僧。他叫車奉朝，本是唐朝政府中一名下級軍官，天寶十年（751年），他奉旨隨中使張韜光等40餘人出使罽賓（約在今喀佈爾河北卡菲裡斯坦）。當使團完成出使任務要歸國時，車奉朝因身患重病，不能隨使團回國，遂留居於健陀羅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地區）。他在病中發願，如得病愈，願落發為僧。病愈後，車奉朝為實現其諾言，遂在健陀羅剃度為僧，被賜法號法界，時年27歲。他皈依佛門後，遊歷天竺許多地方，訪佛求道，學習梵文即古印度文。後來離國日久，“思戀聖朝、本生父母、內外戚屬，焚灼其心”，就一再提出回國。他的師父哀鄰其心，準其所求，在臨行時送給他三部梵本佛經《十力經》《十地經》和《回向輪經》以及佛牙舍利一枚，讓他帶回大唐。他歸國途中，在喀什、和田等地逗留半年，後來應龜茲（今庫車）蓮花寺沙門的祈求，在此住瞭一年多時間，譯出瞭《十力經》一卷。大約於大歷九年（774年）轉赴北庭都護府，當時北庭節度使兼禦史大夫楊襲古熱情地歡迎這位學問高深、忠心為國的法師，親自倡議並組織龍興寺眾僧，以車奉朝為主，開始翻譯他帶來的梵文佛經《十地經》《回向輪經》。因當時河西一帶被吐蕃占據，東返的交通線被阻斷，車奉朝隻得在北庭駐留，前後在龍興寺譯經、講道十幾年。唐德宗貞元五年（789年）九月十三日，車奉朝在全部譯經工作結束後，取道回鶻路啟程返回長安。返回時，車奉朝將所帶的梵文經書留在北庭龍興寺收藏，僅將漢文譯本佛經帶走。貞元六年（790年）二月，車奉朝到達京城，將佛牙舍利及所譯佛經進奉入內，德宗皇帝敕悟空住入長安章敬寺，並敕名法號“悟空”。悟空20餘歲奉旨出使，返回已經年過六旬，“二親墳樹已拱，兄弟子侄傢無一人”，悟空“悲不奉養”。但他畢生弘揚佛法，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瞭貢獻。

長安高僧圓照根據悟空的講述，寫成《悟空入竺記》一文，作為《十力經》的序言。通過本文，我們知道龍興寺從705年建寺，到中晚唐一直香火旺盛，依然發揮著唐朝官寺的職能。

1220年正月，全真教教主丘處機率領門徒18人由萊州（今山東掖縣）啟程，奉敕赴西域晉見成吉思汗。1220年8月28日，丘處機一行路經鱉思馬大城（今北庭古城）時，受到熱烈歡迎。《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載：“王官士庶僧道教數百，具威儀遠迎……侍坐者有僧、道、儒……”“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這些記載說明，北庭龍興寺至元代不僅仍在使用，而且依然規模宏大，佛教經典依然保存在原先的寺院中。

大約在元末明初，北庭故城毀於戰火，龍興寺可能在這個時期被毀。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紀曉嵐因增設戍軍營壘事宜前往吉木薩爾實地踏勘，來到瞭北庭故城。他分別在《烏魯木齊雜詩》《閱微草堂筆記》中記敘瞭這次到北庭故城考察的見聞。他看到城中一寺已經倒塌，但仍然非常雄偉壯觀，一尊石佛自腰以下被土掩埋，猶高出地面七八尺；城中發現一個鐵鐘，鐵鐘高出人頭，鐵鐘四周有銘文，因為鐘銹跡斑斑，字跡模糊，一字也不能辨認；紀曉嵐還聽當地人說，有人在故城土中撿得一金管，金管中有數顆圓珠，此人將金管攜往奇臺，最後下落不明瞭。紀曉嵐仔細詢問圓珠的形狀後，他猜想是佛塔所藏的佛祖的舍利。紀曉嵐看到已經倒塌的佛寺是不是龍興寺？那已經遺失的金管中的圓珠是不是悟空帶回的佛牙舍利呢？

距離紀曉嵐考察北庭故城四五十年後，嘉慶年間的一個黃昏，清朝大學者徐松到北庭故城考察，據他1819年寫成《西域水道記》記載，他在北庭故城發現“有敗剎，懸鐵鐘厚寸許，剝蝕無文，形如覆釜”。這個鐘很神秘，“土人戒不得使有聲，誤觸而鳴，立致黑風”。他還記載：“發地每有唐時銅佛。餘收得二尊，高逾四寸，背皆有直孔。”徐松看到的敗剎和鐘可能就是紀曉嵐曾經看到的廢寺與鐘。

龍興寺遺址

1908年10月13日，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隊員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在北庭故城發掘文物。他們發現城的北墻有一廟址，村裡的老人告訴他們，那裡原有一口唐代的鐘，後來被當地人拿去改鑄成鍋瞭。14日，他們發掘瞭城西北角一個廟址，得到金丹全傳一冊、完整的大般若經一冊本、經典五冊（年號有明朝的天啟、清朝的乾隆）、碑的殘片十五六個、香爐一個等。他們從出土品推測，這個廟址在清咸豐年間曾進行過改修，不久即遭火災，經本等都留有燒過的痕跡。這一天發掘的就是龍興寺瞭。橘瑞超等對北庭故城進行瞭七八天的發掘。所獲文物滿滿8筐，由毛驢馱往烏魯木齊，一部分由野村榮三郎護送運往日本，其餘部分留在旅順，現由旅順博物館收藏，其中就有龍興寺功德碑15塊殘片。

1914年10月20日，英國探險傢、考古學傢斯坦因來到北庭故城考察。在外層城墻西北角的東南方約250碼的地方，他遇到瞭一個遺址，廟的殘墻高6英尺，用垂直放置的土坯築成，墻裡面全是瓦礫和碎石。沿北墻他們挖出瞭一個放雕像的平臺，一直挖到離地面高約3英尺的地方。在燒毀的木頭和土坯碎片中，他們發現一些泥浮雕殘件，已變硬並變瞭色，說明曾被偶然燒過。這些文物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個造型很好的小頭像；一個做工很好的浮雕，上面是兩隻鬥架的羊。值得註意的是，浮雕用鐵絲來做內核。一個陶簷口飾的末端，上面有一個怪物的頭。兩塊堅硬的花磚。浮雕和花磚都不能提供明確的年代線索。但從它們的做工和圖案上看，這座廟很可能在明代或者更晚的時候仍有人。斯坦因分析，從這個遺址的狀況看，他第一眼就覺得它比城裡的其他建築物延續的時間要長。大概在城被放棄後的一段時間，當地人仍到這座廟來朝拜。

很明顯，斯坦因考察發掘的這個遺址也是龍興寺。他和野村榮三郎都發現，在北庭故城被毀後，龍興寺似乎斷斷續續有香火，甚至在清咸豐年間都曾進行過改修，即使廟已倒塌，照樣有人來此朝拜祈禱。

如今，西風殘照中的龍興寺廢墟，被荒草、荊棘覆蓋，那個鐵鐘雖已化作塵世中的飯鍋，但警鐘仍在歷史的時空中回響。（作者：李雲輝 新疆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