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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濟南日報-愛濟南

中華“二安”詩詞大會圓滿落幕，由濟南日報報業集團發起的中華“二安”·文化濟南“五個一”推廣行動正在繼續。其中之“一”是設立第一批中華“二安”·文化濟南網紅打卡地。而在趵突泉公園漱玉泉、趵突泉公園李清照紀念堂、百脈泉公園李清照紀念館、四風閘辛棄疾故居等十個網紅打卡地之外，如果你覺得還不過癮，還可以到濟南市博物館尋找“二安”，那裡有關“二安”的文物及其背後的故事，也頗有意趣。

辛棄疾雕塑，作者謝朝林。

濟南市博物館展廳中，和李清照關系最為密切，也最為重要的一件文物，乃是在二樓展廳展出的“李格非廉先生序碑”。說是一件文物，卻是分為兩塊——同一塊碑的兩件殘碑。展廳文物說明牌顯示，該“李格非廉先生序碑”之年代為“宋代”，“章丘繡惠鎮廉頗村出土”。

李清照雕塑，作者曾竹韶。

說“李格非廉先生序碑”重要，是因為它關系到李清照的裡籍問題。李格非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的裡籍自然也就是李清照的裡籍。《宋史》之“李格非列傳”記李格非為“濟南人”，但究竟是歷城還是章丘，長時間為學術界所爭論。而讓學術界基本認定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之裡籍為章丘的，就是因為這塊“李格非廉先生序碑”。《廉先生序》是李格非為其好友、章丘廉傢坡的隱士廉復撰寫的一篇碑文，這篇文章寫於元豐八年(1085年)，也就是李清照出生後的第二年。李格非在文章最後寫明“唯吾為同裡人”，且署名“繡江李格非文叔序”，“繡江”乃章丘之別稱。距李格非寫此文38年，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李清照的堂兄李迥又寫瞭一篇《跋》，其中有言：“迥憶昔童時，從先父、先考、先叔，西郊縱步三裡，抵茂林修竹溪深水凈，得先生之居，謁拜先生……先生既歿，先考評其為人，先叔作序，以紀名實……”此處“先叔作序”說的就是李格非寫《廉先生序》一事。也是在1123年這一年，廉先生之孫將李格非《廉先生序》和李迥《跋》刻於石上，立於廉復墓前。到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由於宋代刻石“坼裂不可植”，廉氏後人又重立一石，石上所刻，除原有內容之外，又增加瞭劉敏中撰寫的《廉先生石陰記》和廉遵諒的跋語。碑文重刻之後，仍立於明水鎮西三裡廉傢坡村後廉復墓前。到明代嘉靖年間，石碑被移至村中關帝廟旁。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毀，1980年當地文物部門經多次調查，采集殘石四塊。濟南市博物館中所陳列的“李格非廉先生序碑”正是其中的兩塊。

李格非廉先生序碑(局部)

拋開該石碑是否為李清照裡籍為章丘之鐵證不說，以文物本身而言，博物館中的說明牌恐怕並不正確：一者說明牌上標明該石碑年代為“宋代”，但“宋代”隻是李格非和李迥寫《廉先生序》及《跋》的時代，卻並非石碑這一“文物”的年代，兩塊殘碑雖然字跡模糊，但依然清晰可辨“李格非文叔序”“迥憶昔童時”等字樣，同時也可以清晰看到石上還刻有劉敏中所撰之《廉先生石陰記》，可見此當為元代至正六年所立之碑，其文物年代自然應當標為“元代”。此外，說明牌上標明該文物乃“章丘繡惠鎮廉頗村出土”，其中“廉頗村”亦似不確。據《李清照志》一書，廉復所在之村，古為“廉傢坡村”，今為“廉坡村”，似乎從未名曰“廉頗村”。殘碑中可以辨認的文字並不多，但參考史籍，則李格非、李迥、劉敏中3篇文章均可見全貌，李格非文尤可一讀，也正是因為如此，劉敏中才會在《廉先生石陰記》中如此寫道：“故閱李之文則見先生之高，觀先生則見李文之高，誦其文企乎其人則見湖山之風神益峻，而繡江之波瀾益遠也。”

辛棄疾《去國帖》(復制品)

“李格非廉先生序碑”之外，市博展廳還有關於濟南一系列名人的介紹，其中自然包括“二安”。展廳中兩尊雕塑一左一右，李清照是由曾竹韶創作的一尊全身像，辛棄疾是由謝朝林創作的一尊半身像。兩尊雕像中間是一個展櫃，展櫃中陳列著《漱玉詞》《漱玉集註》《稼軒詞選註》各一冊，均未標明出版年代。展櫃中另有一件辛棄疾手跡之復制品，說明牌上寫的是“辛棄疾《論盜賊剳子》(復制品)”，但仔細一看，這件復制品卻是辛棄疾著名的《去國帖》。查傅紅展先生所撰有關《去國帖》之介紹，該帖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為紙本，冊頁，縱33.5厘米，橫21.5厘米，行楷書，10行，110字。鑒藏印鈐“楊氏傢藏”“原素齋”“松雪齋”“琳印”“海印居士”“黃琳美之”“休伯”“項元汴”諸印，以及“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南韻齋印”“蓮樵成勛鑒賞書畫印”“蓮樵曾觀”等印。此帖是《宋人手簡冊》中一頁，內容為酬應類。文中“秋初去國……日從事於兵車羽檄間”，是指在江西提刑任平“茶寇”賴文政事。據《孝宗本紀》：“淳熙二年六月，以倉部郎中辛棄疾為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捕茶寇。”另據《宋會要》記：“淳熙二年潤九月二十四日，上謂輔臣曰：江西茶寇已剿除盡……辛棄疾已有成功，當議優與職名，以示激勸。”辛棄疾平茶寇後，詔江西提刑除秘閣修撰，故此帖當書於淳熙二年十月間，時年36歲。該帖明李日華《六研齋三筆》、李佐賢《書畫鑒影》著錄，文物出版社《宋人書翰》冊影印，刻入《海山仙館藏真帖》。傅紅展先生認為，此帖書法中鋒用筆，點畫盡合法度，書寫流暢自如，渾厚沉婉，筆意略顯蘇黃遺規。雖無豪縱恣肆之態，亦不失方正挺拔之氣，為辛棄疾僅見之墨跡珍品。

而說明牌上所謂的辛棄疾《論盜賊剳子》，更為通行的說法是《淳熙己亥論盜賊札子》。“淳熙己亥”就是淳熙六年(1179年)，辛棄疾上此奏折，是想通過匯報當時盜賊猖獗的情狀，讓朝廷重視百姓疾苦。辛棄疾寫自己看到“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狀”，所以不得不去當盜賊，導致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辛棄疾隨之尖銳地指出瞭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陛下不許多取百姓鬥面米，今有一歲所取反數倍於前者;陛下不許將百姓租米折納見錢，今有一石折納至三倍者;陛下不許科罰人戶錢貫，今則有旬日之間追二三千戶而科罰者。……有以賤價抑買，貴價抑賣百姓之物，使之破蕩傢業，自縊而死者;又二三月間便催夏稅錢者。其他暴征苛斂，不可勝數。……且近年以來，年谷屢豐，而盜賊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辛棄疾因此希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彌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也”。

如此以“暴征苛斂”之語憤而直言，加上此前又不斷上奏朝廷為抗金獻計獻策，完全不顧“陛下”和朝中權貴到底是否想收復中原，如此“做派”，辛棄疾自然隻能被官場邊緣化瞭。壯志難酬，“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終成夢境。